除了央企藩镇过度膨胀之外,还有就是政府官僚和房地产利益集团组成的土地财富联盟已经劫持了国民经济,2013年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高达16%,而事实上从1960年来只要房地产投资占GDP比例高于6%的国家,之后都经历了痛苦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过程,即便是当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时,其房地产投资占GDP比重也不只有区区9%,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比例也只达到了局部峰值6.2%。
央行这次突然降息,到后来很可能像之前的货币政策一样,被证明是昏招。经济健康的情况下,流动性的70%以上都该由内生性货币提供,如果外生性货币比率过大,这个时候国民经济就象是垂死的病人插氧气管一样,离死不远了。
荒唐吧?不用听砖家故弄玄虚的各种解释,市场也是人性化的,也有抽风的时候,和范进中举差不多,就是这么简单。学过经济学的知道,一国的市场总需求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外国市场需求和政府支出组成,08年的时候,消费,投资,出口全面熄火,政府再歇菜,经济会怎样?这恐怕是奥地利学派不愿面对的逻辑。央行放的水是外生性货币,内生性货币才是流动性危机的七寸。央行该不该降息?经济越来越不行了,为什么不该降?降息不是万能的,但在中国经济趋向硬着陆的当下,降息绝对可以为大家争取更大的调整空间,难道不是吗?当一个人穷困潦倒,生路渺茫的时候,每一个小小的帮助和善意都值得鼓励。只不过,正如笔者多次提出,中国面临的是和美国次贷危机有得一比的超级去杠杆化(great deleveraging),在这种情况下投放外生性货币是没有用的,必须重造内生性货币的造血机制,还必须积极参与资产市场的价格形成过程,不但要操控融资流动性还得积极操控抵押品的流通速度。
哈耶克这么火,难怪央行老挨骂了。要做到这点,央妈只有像美联储那样搞起量化宽松(QE)来。我讲新常态,核心的问题是要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中间要做到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鼓励创新。
但购买力平价有争议,按照现价美元计算那个时候也会超过美国的,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比较低,只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可以进入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另外一方面,在经济转型期,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强项在什么地方呢?高端制造,航空航天,还有农业。可能在新常态下,将来交出的成绩单,企业的盈利状况是比较好的,更重要的方式,你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你是稳定的。
这些数据出来后大家都在讨论。即使是我们的速度有所降低,我们仍然可以如期实现2020年我国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国家来讲下一步应该有相应的政策,鼓励竞争,鼓励具有长期竞争力的企业行业脱颖而出,能够把优势发挥出来,这是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竞争力的基础所在。我们一些地方增长速度回落了,一些领导同志就讲这是我们主动调控的结果,言下之意哪天想让它上去还能上去,能上去吗?恐怕不行了,潜在增长率下来了,硬上去还是会下来的,下来以后代价很高,有同志讲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反周期但是不能反规律,这是规律性表现的话,还是要服从和遵循。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早就掉下去了,撑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才回落,我们是成功者。这也是我们最担心的一点,因为中国经济过去是典型的速度效益型的经济类型,当增长速度往下落的时候,一般的效益水平也往下落,但是最近两三年大家会看到我们这个度,这条红线是落了一下,又比较平稳地往上走,特别是今年以来是往上走的,今年1~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长速度达到10%,财政收入虽然说有所波动,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体来讲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今年1~8月份有8%的增长幅度。
只有解决了就业的问题,这个企业才能招工人,财政才有收入,风险才能得到控制,才能给工人多发点钱,多增加点收入,资源环境才可持续。当经济增长速度10%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盈利的,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增长速度太高了,能不能速度低一点,企业的效益好一点,但是实际情况一看是相反的,速度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规模经济,使每一单位的产品固定成本可以摊低的,这样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益。4年前我们做的研究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上的推论,已经变成了现实。我想增长速度放缓仅仅是一个表象,我们更多的是要看中国经济正在发生具有长期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因为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总体比较大,但是这个底总是会探着的,探底的过程怎么解释,怎么判断探底就成功了,这里面有一个分析逻辑。虽然有风险,但是总体上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抵御风险的实力和能力在全球范围看相当高、相当强。
我们的体制也要跟着转型,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由数量扩张型的体制特征转向创新引领型的体制特征,这样就回到今天谈到的创新问题。第三,国际范围来看,如果今后一些年我们即使是保持百分之六七的增长还是相当高的
回落的幅度一般是在一半左右,有的比一半还要大。这些数据出来后大家都在讨论。增长的动力,下一步要更多的依靠生产力的提升和创新的驱动。这些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也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 (国际元是购买力平价指标,按照美国经济史学家麦蒂森的数据,用的是1990年的价格来计算)的时候,这些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因为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没有完成,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总体比较大,但是这个底总是会探着的,探底的过程怎么解释,怎么判断探底就成功了,这里面有一个分析逻辑。另外一种观点,如果从我们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从我们的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型这个角度来看,得出的结论就完全不同,我想从这一角度来谈点想法。
企业的盈利水平有所提高。我们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
今年尽管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我们的结构调整和总体质量还不错,有些方面进展有突破性和长期意义。最近两年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阶段转换的基本看法,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新常态。
过去讲是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投资为主,工业为主,更多地依靠外需。我们的就业虽然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结构性就业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是存在的,与此同时,民工现在还缺乏,总体来讲中国现在就业的压力和2008年相比没有那个时候大了,很多地方还在缺人。
实现盈利模式的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当时我们关注到这样的现象以后,回头看一下中国,中国当时也做了几种不同的测算,一个是把中国整个国家总体上进行了测算,第二是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分成了6组进行测算,测算了重要的人均实物量,包括钢铁、汽车、发电量。看法有很大差别,一种看法认为7.3%的增长速度是最近几年最低的,这个形势恐怕不太乐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增长的潜力,疑虑好像也在增加。当经济增长速度10%左右的时候,大部分的企业都是盈利的,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增长速度太高了,能不能速度低一点,企业的效益好一点,但是实际情况一看是相反的,速度越高,企业的效益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规模经济,使每一单位的产品固定成本可以摊低的,这样节省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虽然有风险,但是总体上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中国抵御风险的实力和能力在全球范围看相当高、相当强。国家来讲下一步应该有相应的政策,鼓励竞争,鼓励具有长期竞争力的企业行业脱颖而出,能够把优势发挥出来,这是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竞争力的基础所在。
2000年的时候,对应的新增量是1000亿元人民币,2013年是五六千亿元人民币,看到这个数据会明白为什么这两年的就业形势还不错,2005年的时候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是800万,2013年的时候增长一个百分点吸纳的就业人口是1400万~1600万人,所以说经济总量扩大以后一个百分点的量比以前大多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新增量还很大,中国的市场潜力还很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前景很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中国的经济不行了。所以,经济总量最大,进入高收入国家,这两个目标还是很鼓舞人心。
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早就掉下去了,撑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才回落,我们是成功者。做到这个不容易,大家关注的重点不一样,有人注重就业,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企业盈利某种意义上跟就业不一样。
国际上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的总量,有很大的可能性在2020年,或者稍后一两年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的体制也要跟着转型,有效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由数量扩张型的体制特征转向创新引领型的体制特征,这样就回到今天谈到的创新问题。但是增长速度非常表面化,关键是要看背后发生什么变化。只有解决了就业的问题,这个企业才能招工人,财政才有收入,风险才能得到控制,才能给工人多发点钱,多增加点收入,资源环境才可持续。
中国过去是和高速增长相适应的盈利模式,我们曾经做过测算,如果中国这个盈利模式不变的话增长低于7%的时候,大概40%甚至接近一半的企业是亏损的,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落到7%甚至更低以后,大部分的企业能否盈利,这是要解决的问题。第二个问题,10年以后,20年以后,30年以后,中国应该形成稳定的、具有行业竞争力的企业,现在全球化发展的程度比较高了,所有的国家,包括一些大国,他们不可能在所有的行业都具有竞争力,但是一定在一些行业中有相当强的,比较稳定的,具有可持续性的竞争力。
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探底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下一步还需要再往下探。可能在新常态下,将来交出的成绩单,企业的盈利状况是比较好的,更重要的方式,你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你是稳定的。
企业盈利模式的转型我们认为非常关键。我觉得经济增长的新常态,首先就是增长速度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将来所谓的中高速增长,这个底还没有探明,目前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长速度不是底,还在往下探。